[摘要] 近日，32岁的杨某因抢劫银行，一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引人关注的是这位北京的软件设计师抢钱的目的是为了买房。杨某后来供述称，“我买房首付差17万元，抢劫时要30万元是怕他们讨价还价。”
当这座城市装不下这些人的买房梦时
在北京赚钱 回家乡买房
仍有许多人羡慕于琪和林庆，毕竟他们在北京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还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生活在这座城市，但这里装不下他们买房的梦想。
三张挂着粉床帘的上下铺，贴有花花绿绿海报的墙面，摆满瓶瓶罐罐化妆品的桌子，暖气片上，一丛枝蔓嫩绿的盆栽正好勉强挡住一块漆皮脱落的墙面，布艺衣柜和大大小小的行李箱挤满了屋子。这是北京一家高校后勤女员工的宿舍，藏在食堂楼上。食堂背后的露天楼梯是通往那里的入口。整个楼层有十多个房间，共用一个卫生间、洗衣机和开水炉，外面有一个晾衣服的天台，旁边就是一个小型密闭垃圾站。
27岁的罗珍和五个来自天南海北的姑娘蜗居在这里。记者前去探访时正赶上罗珍的丈夫来宿舍看望她。去年罗珍跟着来京读研的丈夫离开河南老家，在附近高校当食堂服务生“陪读”。夫妻俩所在的高校隔一条马路相望。为了省下租房子的钱，他们一个住在职工集体宿舍，一个住在学生宿舍。“一个月就挣3000块钱，要是租房子的话就全花光了，更别提买房的事儿了。”罗珍说。
尽管即将拿到理工科名校的硕士文凭，但一脸书生气的罗珍的先生对房子和未来还是充满了担忧：“还有半年毕业，现在就业形势不是很好，不知道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在北京买房不太现实，可能还是会回老家发展。不确定的因素比较多，打算定下工作之后再考虑买房子的问题。”
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还不知道在哪儿安家呢，所以暂时没考虑买房子的问题。”一些刚刚出来闯荡的年轻人对于买房问题选择了暂时的搁置和逃避。
虽然梦想中的独立空间还遥遥无期，但这并不妨碍罗珍偶尔畅想以后的生活：“等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好好装修一下。”
“跟这些年轻人谈房子的事儿，正戳到他们痛处啊。”一位年长的美发店老板说。这些年轻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打拼，没有光鲜体面的工作和旱涝保收的待遇，也许，他们的满足便是在北京赚到足够的钱回家乡买套房子。
只能容下一人的书店过道里，陈晨正弯腰帮顾客从地上的书堆中找书，并不断向这位新顾客推荐会员卡。陈晨是一家主营高校教材教辅的小型连锁书店店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绩效。离高校开学还有半个多月，她便开始向每一位提前购置开学教材的学生询问所在学院、所学课程、所需教材以及学院人数，以便提前准备好充足的存货。
陈晨今年26岁，已经有小孩的她至今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去年从河北邯郸老家来到北京淘金。“工作上的热情很大一部分来自买房子的愿望，现在每个月差不多能存2000块钱，我准备五年之内在老家买一套至少100平方米的房子。”陈晨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她坦言，选择这份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司提供住宿，不用额外花钱租房子。陈晨的丈夫和四岁的孩子目前和父母住在老家的老房子里。“我当然很希望能把老公和孩子接到北京一起住，不过这样的话就得租房子，离买房就又远了一点。”陈晨说。
陈晨有点后悔在房价大涨之前没有考虑买房大业，“那时太年轻了，没想那么长远。不过后悔也没用，已经回不去了，还不如现在抓紧努力奋斗呢。”
陈晨很关心房价，每次打电话回家必问。房价一点点地涨着，心里不免有点着急，但她还是对未来充满希望：“我们老家的房价上涨不是很快，房价涨，收入也在涨嘛，我觉得我的收入差不多能跟得上房价。”
张庭跟陈晨有着相似的想法。“在北京买房子？我连想都不敢想。”张庭今年三月在重庆垫江老家的县城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总价50万元的期房，首付30%，未来10年每月要还4000元的贷款。20岁离开家乡，从普通服务生做起，今年24岁的张庭已经是一家经济型快捷酒店的大堂经理，工资也从4000元涨到7000元。去年有了女朋友后，他和家人开始考虑买房结婚的事情。因为工作忙，张庭把看房的重任交给了老家的父母。“没有花父母的钱，15万元的首付都是我自己交的。”说到这儿，小伙子的声音明显高了。“不过以后还贷款可能还得让父母帮帮忙，4000块钱的贷款确实有一定压力。”
“按揭像个黑洞，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和享受都掉进去”
买与不买之外有没有第三种选择
除了斩钉截铁决定要在北京买房和下定决心回老家置业的年轻人之外，还有一些人有新的选择。
冯艾硕士毕业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已经两年。短发、套装、个子不高，眼神坚定。她的办公室有一面硕大的落地窗，从这里望去，能看到西北三环早已不再崭新的商品楼，而它的价格是每平方米三四万元。这个数字对于冯艾来说，相当于一年薪水减去花销的全部结余。
冯艾说她自己比较“决断”，当得知学校即将在通州建新校区时，她当机立断在靠近通州的河北省境内买了套8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的价格是每平方米6000元，时隔一年，现在已涨到9000元。冯艾觉得，6000元的房价和当时在湖北老家县城的价格差不多，“这个价格还不算太疯狂，并且有可能在附近工作。”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冯艾就在母亲的帮助下买了这套河北境内的房子，从这里开车到冯艾的学校需要3个。
冯艾从不认为自己是“有房一族”。不仅因为买房子的钱大多来源于父母，而且如果自己工作没有调动的话，新房离单位太远。她更多地将这套房子看做一种投资。
短短几年的时间，冯艾的同事就迅速划分为“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她有些不解，“我们说社会分层是可以跨越的，但在房子这件事上，似乎难以跨越。”对于年轻人和他们背后的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房子就是一座无法翻越的大山。
在这座“大山”面前，毛峰决定绕道而行。2011年，毛峰从北京一所“985”高校毕业，坚持着不买房的观点。在一家中央媒体人力资源部门供职的他，暂时居住在单位分配的周转宿舍里。“60平方米两居室，我和另一个同事一人一间，设施齐全”，付给单位的“房租”是每月300元。然而，这一福利的期限是三年。明年开始，他也要同大多数人一样，过上在外租房的生活。
毛峰还没有女朋友，“从没考虑过结婚的问题”。他说，即便每月要付几千元的租金，也不会考虑买房子。在他毕业那年，五环内的房价就已经涨到3万多元一平方米，“我觉得以我的收入不可能买得起房子，从此不再想这事，也不焦虑了。”
“买不买房，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几十万元握在手里，才有可能考虑买房。我要是能拿出1000万元，肯定不会对买房的事这么抵触。但除了父母赞助，年轻人哪儿来这么多钱？”他的圈子里，父母代付首付的现象挺普遍。毛峰却说，基于家庭的经济能力，他不会接受这种做法。“我也不羡慕用家里的钱买上房子的人，只有用自己挣的钱买了房子，才有成就感。”
对于已经付过首付、拥有住房的年轻人，上千元的月供亦不是小数目。毛峰不止一次地在微博上批评“银行和地产商一道，吞噬着年轻人的生活质量”。“按揭像个黑洞，我不想让自己的生活乐趣和享受都掉进去”。没有房贷的负担，他本人是各种聚会的常客，还不时买票观看现场演出，或是听上几场音乐会，“日子过得很滋润”。
虽然拒绝买房，但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毛峰有一套自己的房价理论。“刚性需求根本就不是房价涨得这么离谱的原因。我不愿花那么多钱买一件这么不值的商品。房价早晚会跌回本来的价值上，在此之前的购房者都在玩‘搏傻’游戏，等待比自己傻的人来接盘。”
在北京商品住房均价每平方米还未到一万元的2005年，人们和今天一样讨论着房价的水分和房价下跌的可能性。然而，房价在短短几年内不断翻番，这令当初坚持“理性”、不置业的人们始料未及。连毛峰都不得不承认，“早知道房价会涨成这样，当年换作是谁都会去买，谁不买谁后悔”。但毛峰坚称“今不比昔”，在他看来，疯涨已是明日黄花，不会再出现了。
毛峰坦言，“不买房”的选择确实不是主流。他毕业留在北京的同学们，大都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视作必须。他的家人也说，既然在北京工作，还是应该在合适的时候置一处房子。“近几年肯定继续租住，至于今后买不买房，还得看情况。房价不可能永远这么高，等跌下来再说吧！”
专家：年轻人买房是不是理所应当
十年之间，北京的房价上涨了6～10倍。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十分复杂。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发的巨大需求，货币供给过大所产生的流动性泛滥，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等，都是推高房价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堆积的结果在一线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位曾经的房地产实践者，如今的行业观察者与研究者认为，就北京而言，在“限购令”出台后，85%的购房者都符合“首次买房”和“首次改善”的标准，属于刚性需求。换言之，“刚需人群”是目前在京购房者的主体，他们支撑着现在的房价。但在“限购令”出台以前，40%的购房者为非京籍人群。那时的上涨中，投资需求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其讨论高房价给年轻人买房带来的困难，不如讨论购房观念的偏差。链家地产[微博]市场研究中心与光大银行[微博]2010年合作完成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首套房贷者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而在英国为37岁，在德国和日本为42岁。陈国强觉得，年轻人事业刚起步或是准备结婚就必须买房，恐怕不是一个理性的观念。视年轻人买房为理所应当，是对商品住房定位的一种误解，应当反思。其实年轻人解决住房难题的途径非常多元，买不起房子可以租房子，买不起新房子就买旧房子，买不起大房子就买小房子。如果超出支付能力，硬要买房，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生活水平。另外，年轻人工作变动的空间还比较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买了房子就把自己局限在了一个地方，牺牲了一部分未来选择的空间。所以陈国强建议年轻人更新居住观念，把人生的其他内容，比如事业发展放在前面，而不是把买房视作头等大事。
作为“蚁族”概念的提出者，青年学者廉思曾对大学毕业生留在一线城市的原因进行分析。
他认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有集中化趋势。大城市用人单位密集、信息量大、流动性强，学生的社会资源也丰富；小城市开放度相对较低，就业中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更大。大城市丰富和相对公平的机会是对毕业生的主要吸引力。
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一线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大城市的政治环境、就业环境，甚至接受再教育的机会，都比二三线城市好很多，年轻人愿意留在大城市现象就更为突出。
一些从乡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对于土地没有依恋，又受到“天之骄子”传统观念的影响，承载着父母的厚望、家族的面子。“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想法，迫使他们宁愿留下来做“蚁族”，也不愿回到家乡。
廉思自己的置业之路也并不顺利。2008年时，尚在博士后流动站的他在北京北五环外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新房，20多万元首付是“从父母那儿借的”。次年起他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青年教师，由于5000元的月供还款压力很大，他把这处房子出租了一段时间。直到2010年，他本人还暂住在父亲分的一套房子里。
为保障年轻人的住房需求，陈国强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增加保障房供应。毫无疑问，目前的供给还严重不足。“但对于保障房的供应量，短期内还不能期待过高，因为政府从规划、落实地块，到资金配套，到建设、分配房源，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另外，为等待保障房分配而排队是一个正常现象，陈国强介绍，在公屋制度比较成熟的香港、新加坡，申请者为公共租赁住房等上三到五年也是比较普遍的。
该不该买房、何时买房、如何买房是年轻人该考虑的问题。这些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依赖更加公平和合理的外在环境。在北京任何一趟地铁的车厢内，总能发现五颜六色的售房传单。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些轻飘飘被踩在脚下的纸，成为压在很多年轻人肩上最沉重的梦想。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版文章中于琪、林庆、罗珍、陈晨、张庭、冯艾、毛峰、李舒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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