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形势很不乐观。财政部实时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全国地方财政收入6.33万亿，同比增速仅为9.8%，比金融危机冲击后的2009年同期增速还低1个百分点。部分省份的增速更低，如辽宁省甚至罕见地出现了负增长5.8%的情况。当地财政厅要求“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调度资金，保障重点项目等支出需求”。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形势很不乐观。财政部实时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10月地方财政收入6.33万亿，同比增速仅为9.8%，比金融危机冲击后的2009年同期增速还低1个百分点。部分省份的增速更低，如辽宁省甚至罕见地出现了负增长5.8%的情况。当地财政厅要求“全省各级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调度资金，保障重点项目等支出需求”。
辽宁省财政厅长是陈广君，他从2008年开始担任辽宁省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扶正。在担任副厅长不久，他还出任辽宁省债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据辽宁省审计厅今年1月份发布的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辽宁全省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5663.32亿元，虽然风险总体可控，但风险不容忽视。陈广君面临的任务，不仅要努力保持辽宁省财政收入的稳定，还要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与陈广君一道，在2013年政府换届以后新出任省级财政厅(局)长(以下简称财政厅长)的共有15人，在现任中占比将近50%。
虽然大多数省份财政稳定的挑战都要小于辽宁省，但对于31个省市区的财政厅长而言，共同的难题显而易见：财政收入增速在下滑，各种结构性减税措施、民生支出及“稳增长”的财政支出非但不能压缩，可能还需要加强；财经纪律的约束正在刚性化，融资平台的改革正在进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融资的能力大大缩小；随着房地产市场中长期趋势的下行，土地财政增收的空间也正在收窄。制度层面，审计署也正在对土地财政进行审计，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支将受到约束。
作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省级财政厅长，他们既要回应本省市区面临的财政经济挑战，同时又要服从中央统一部署，推进深层次的财税改革。财政收入增速下滑和改革重任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份难度颇高的“考卷”。31个省市区的财政厅长是这份考试的主要“考生”。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财税改革重任需在2020基本完成。
在2013年7月召开的财税厅局长座谈会上，财政部长楼继伟强调：“承担起艰巨繁重的财政改革发展任务，关键要有一支‘讲大局、懂经济、有思路、干实事、勇担当’的财政干部队伍。”
那么，31个省份的财政厅长具有怎样的工作经历？他们将如何在重任之下，完成构建中国现代化的财税体系，乃至推进中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任？本文试图通过对31个省市区的最近三任共93位财政厅长的履历和31个省份的财政及债务等数据进行分析。
专业技术官僚群体
要了解31位省级财政厅长的概况并不容易，虽然他们执掌一个省份的经济总量可能已经不亚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但公开披露的基本简历信息并不充分，诸如籍贯、教育背景等基本信息也不一定完整。
这群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财政厅长，经历了幼年时的饥荒、少年时期的政治运动和成年后的经济改革开放，他们开始参加工作的时间大多数是在“文革”末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之中。
相较于比他们更高一级的省部级正职领导，财政厅长显得低调，他们的公职履历中很少具有跨省任职的经历，在离开财政系统后，他们大多数升任副省级干部，但很少担任省级正职。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整理后发现，在财政厅厅长的“遴选池”中，副厅长是厅长的主要来源。在现任31位财政厅长中，在任厅长之前的职位是副厅长的比例达到52%，人数为16人。这一比例还可能低估，因为一些财政厅长并非直接由副厅长转任厅长，而是在担任副厅长之后，转任其他职位，比如地市负责人，再转任厅长。如果加上这类变动，31位财政厅长中担任过副厅长的人数将高达24人，占比达77%。
地方税务局局长是财政厅厅长的第二大来源，占比为16%(5人)。其他来源包括担任本省政府副秘书长、审计局局长、地市领导、金融办主任、林业厅厅长、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财政部司长，其中前三类均为2人，后四类均为1人。
绝大多数的财政厅长都有在本省财税系统历练十余年甚至二十余年的经历，有的财政厅长曾短暂出任审计局、发改委、金融办等政府经济管理类部门职务及地市政府领导。作为技术官僚中的一个群体，财政厅长人选的来源，高度依赖于财经部门输送，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
不过，江苏省财政厅厅长刘捍东例外。刘捍东在担任厅长之前历任镇长、县长、市长等职，并无财政等相关经济管理部门任职的经历。据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江苏省目前在31个省份中，债务总量居首位。
在31位省级财政厅长中，有18位财政厅长获得硕士学位，占比近6成。其中，湖北财政厅长王文童、湖南省财政厅长郑建新、福建省财政厅长陈小平、山东省财政厅长于国安4人还取得了博士学位。
从专业背景来看，除10人本报记者未找到公开信息外，有18人毕业于经济管理类专业(18人中有6人是财政专业)，专业对口率近60%。
在离开财政系统后，财政厅长升任副省级职务是个大概率事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发现，31个省级区域的前两任总计62位财政厅厅长中，至少有38位升任副省部级职务。如果加上并非一步到位副省级的人数，这一数字将达40人，占比高达65%。他们当中还有8人出任省委常委。
从具体去向看，担任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的人数较多，人数分别为18、11、6。此外，调至省人大、省政协财政及预算专门委员会的人数也较多，达到8人。这些调动基本在本省范围内发生，鲜有异地调动的案例。
不过，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财政厅长高配现象。如新疆财政厅长弯海川于2013年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是现任31位财政厅长中高配副省级的财政厅长。弯海川毕业于新疆省内的一所财政学校，一直在财政体系工作。
与前任相比，现任的31位财政厅长们面临的财政经济环境可谓严峻：经济增速在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也在下行，今年前10个月地方财政收入已跌破10%，仅为9.8%，而过去每年20%-30%的增速是常态。与2009年财政增速跌入个位数后迅速回升不同，他们所面对的将是一个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财政收入长期高增速增长的基础亦不存在。
改革中坚
今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财税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正在加速推进。其中，央地关系改革处于特别重要的位置。省级财政厅长在这场改革中的位置特别关键。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中国目前财税体制的基础。在这轮改革中，中央政府为了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对地方政府开展了艰难的说服工作，最终让地方政府同意实施分税制改革方案，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此后总体上不断提升。
与“一行三会”的垂直管理不同，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财政厅长实行属地管理，是省级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受财政部的业务指导。在省级财政厅长的群体中，财政部和省级财政厅之间、各省财政厅之间在人员任职方面的互动非常少见。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在现任的31位财政厅长中，只有湖南省财政厅厅长郑建新例外。郑建新在担任厅长之前，相继担任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副处长、四川省财政厅副厅长(挂职)、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等职。郑的前任史耀斌同样由税政司司长短暂担任湘潭市市长后转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目前，史耀斌已升任财政部副部长。
省级财政厅上调财政部的案例也不多见，在2013年除史耀斌外，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刘昆在担任3年副省长之后亦调任财政部副部长。分析人士认为，担任过地方财政厅厅长的他们对基层情况更加了解，在担任更高级别的财政官员后会创造性地推动财税改革，把握好改革的节奏、步伐和切入点。
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中央和地方财政系统的“互动”更多体现在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上。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不断增加。对地方财政部门而言，为了增加本地财政收入，除了挖掘本地财税潜力外，就是争取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在经济不发达省份，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更大。
在今年宁夏自治区的财政工作会议上，宁夏财政厅厅长张苏安通报称，上半年宁夏转移支付资金比上年净增加52.1亿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净增加17亿、3亿，其他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亦有增加。此外，他还按处室列示了各处争取的中央资金。“其他各处今年争取中央资金力度还要加强，厅领导要亲自跑。”他在会议上说。
在转移支付资金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因为按照相关因素计算，变动空间较小，而专项转移支付则协议性较强，亦是各地积极争取的项目。按照国务院的45号文的要求，未来一般转移支付的比例要提高至60%以上，这意味着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将会压缩。但在改革过程中也蕴含“机遇”。“现在是调整专项定基数、追加专项的时间，分管厅长要亲自跑，了解情况，对接项目，必要时可以请书记、主席出面支持。”张苏安在会议上说。
与宁夏一样，经济发达的广东也积极争取中央对广东更多的支持。
广东是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上缴中央财政收入较多，但中央转移支付及返还较少。以2010年为例，广东上缴中央财政5187亿，而收到的转移支付及税收返还仅有1125.45亿，后者只是前者的五分之一，但广东却负担着2500余万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人口支出，人均财政支出排名靠后：2012年其人均财政支出位居第21位。
广东省原省委书记汪洋与原省长黄华华曾与财政部原部长谢旭人举行座谈会，讨论中央与广东的财政分配问题。广东方面希望财政部考虑人口因素和人均财力水平，加大对广东的支持力度。
不过，新一轮财税改革，央地关系方面的改革目前并不多。“牵扯到央地关系的种种提法大都是原则性的，还没来得及由原则性的提法深入到细致性的具体安排。”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11月26日在《财经》年会上表示。
未来，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系统之间又面临新的博弈，而财税体制中也在央地博弈中进一步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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